朱运兴对华教的贡献
资助红泥山学校
这一天是1955年9月23日，朱副部长前往怡保近郊之红泥山新村视察当地的公立学校，考虑该校向教育部申请拨款修建校舍事宜。
朱氏于视察该校后，一口答应资助，并认为该校舍简陋，实有修建的必要。
据知，该华小于1951年居民移植至红泥山新村时即告成立，一部分教室是以木板与亚答叶盖成的；因日久失修，屋顶已破烂不堪，每逢下雨，学生不能上课，而在雨季时被迫停课。
朱副部长前往观察该校时，由霹雳华校总监陪同。朱氏见到该校校舍之破坏情景，曾认为是他前所未见者，并答应该校校长，资助修建。
一个月后，该校上述之请求，获得教育局批准，所准备拔给之款项为一万两千元至一万五千元，而该校所预算建筑费用为二万元。除获得政府上述津贴外，不足之款者征求社会热心人士捐助。该校董事部对朱氏的办事之认真快敏，都深表称赞。
要求资助南洋大学
4月22日（1958年）联合邦立法会讨论教育部本年发展计划附加支出预算案时。
朱运兴曾起立致词，要求本邦政府拨款，资助南洋大学。
但遭议长拿督阿都马力以此问题与讨论中的事项无关为理由，阻止他发言。
朱君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教育部长是否准备考虑拨款津贴南洋大学的问题。如众周知，目前有成千上万学生，念完华文高中后，即无法出国升学，唯一的出路是设法进入南大升学。
此时，议长打断他的话，指出朱君提及的事项，属于体外话，朱君只好坐下来。
解救受害学生
这场风起云涌，范围华教运动的学潮伊始，即惨遭镇压，其中七位同学于1955年8月11日，被警方逮捕，并解送到警暑单独关押，警方经过几轮深夜审问后，在两周后同时获释。
在这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的时刻，谁还敢为受害者仗义执言呢！
在这人人自危的情况下，真没想到,解救者就是当时任副教育部长朱运兴先生。
“建国日报”在1955年9月22日报导说：“副教育部长朱运兴，昨日清晨由吉隆坡来怡保与霹雳州务大臣，霹雳华小总监汪克文在霹雳州秘书属举行会议，讨论钟灵中学学生胡万绎（20岁），演清文（22岁），及江南中学学生陈建杰（17岁）入学之问题。查该三名学生是在槟城，被警方引用紧急法令扣留达10天之久者。”
事后获属，朱运兴向与会的会员，理直气壮的保证到，“这些学生。绝对不是颠覆者，他们应该获得接受教育的权利。
真是人在其位好办事，果然一切迎刃而解。
一位从政者，在大是大非，能大义凛然说真话，这才是真正的勇者。
主氏这种对权势做真话的精神，一时让人赞不绝口。
创办“振华”学校
朱运兴和他父亲朱儒林父子与霹雳海南会馆渊源深厚，关系密切。
朱儒林是会馆的创办人之一，该会馆创立于1911年，也就是朱运兴降生那年。
海南人人数不多，与其他广东、福建、客家的华侨相比，实属弱势族群。但在团结族群与办教育方面却不落人后。
他们在购买会所不久，便在这批有远见和魄力的同乡的筹划下：也利用这会所提供的硬体设备，办起学校来，为华社侨教，培养英才。
当时的风气，对提倡侨教之声风起云涌，于是在1913年，会馆这批董事发起创办“振华夜学”，用会所作为校舍。
1925年董事部改选，朱儒林君任董事长，聘请朱学贤为校长，校务得以整顿，学分也随之振作，学逐年增加，班级也随之增设，校务蒸蒸日上。
1931年该校校长聘请蔡校长，改名为“公立振华小学”，过后学生增加至150人。
1941年底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本军南下，马来亚沦陷，振华在沦陷时期，停办数年，校具教具，损失殆尽。董事长朱儒林君也于沦陷时期不幸去世，朱君维持该校十余年如一日，未曾稍歇，功不可没。
1945年秋，日军投降。马来亚光复后，得到热心教育的乡侨资助复校经费。重新购买校具教具，该校使得复办。
当时董事部公推朱运兴为董事长。朱运兴与董事部的议决下决定迁校，于是在50年代把振华迁去金宝路大慈心庙附近。
可惜的是，该校在1969年关闭，只剩下一小振华路，校址另所他用，令人怀念，这所由海南同乡创办的学校，经过无数的风风雨雨后，终于消失，不免使关心华人教育的人叹惜。
听取限制超龄生得建议
朱副教育部长与9月14日（1955）受记者访问时，否认某报所谓：“联合邦教育部长阿都拉，邀请联合邦华校教总与董总代表谈商本邦教育大计，以及本邦华语教育问题”之消息。
朱氏说：“事实上并非教育部长邀约他们来，而是我本人请他们来座谈而已。此实非正式的座谈，绝对没有谈到教育法令等问题，更没有谈什么教育大计。”
“那末，朱副部长与他们交谈什么呢？”
“目前我觉得华小中超龄学童为数颇多，这是一个教育问题，所以特地邀请他们前来商谈，希望他们能够给予宝贵的意见，使我们对解决超龄学生问题时，有所参考。”
“朱副部长能否将他们说提供的意见，告知一二”
“他们提出的意见颇多，不能一一奉告。同时，这些意见，有待整理后，提交教育部长研究，然后才向最高当局提出。”
事后，据记者探悉，上述会议，是由朱教育部长名义要请，受邀请出席者有林连玉，丁品松，梁长龄，温典光，席间并由女视学官钟敏璋负责记录。
据知，此次朱教育部长召开董教人士座谈之动机，纯粹因为旧政府未获得解决的老问题；这就是“华小超龄学生问题”。
根据政府当局报告，联邦华校中之超龄学生占75八仙以上，巫校超龄生在49八仙以上，如果这问题没有解决，则影响其他适龄学童上学。因此，朱副教育部长特别邀请董教人士对此问题提供意见。
会谈中，教总代表对解决超龄学生问题曾向朱副部长提呈意见书，说明超龄生的问题应该搁下，不过站在教育的原理上说，限制学龄是正确的原则，表示同意。
唯本邦的情况特殊，因二战时学校关闭，导致适龄学童无法入学，待和平后，这些学童已经超龄，因而限制超龄生的问题，有待商榷。
驱逐超龄生
根据林连玉在超龄生问题一文说，1955年民选政府成立时，有一天，副教育部长朱运兴打电话请我到教育部去，拿出一份文件对我说：“这是提学司要求部长批准实行的“处理超龄生问题计划书”，我看这文件上签字的华人有两位，一位是李长景医生，一位是旺永年，不知这两位在华人社会中有他们的代表性吗？”
答说：“李长景是槟城的一名医生，完全不懂得教育，旺永年是被委任的，这两人都没有代表性！”
朱氏说：“这建议的关系很重大，原来建议取缔超龄生，华校中之超龄学生占75八仙以上，巫校超龄生在49八仙以上，英校的超龄生占20八仙，这么一来，超龄生被取缔，所有华校岂不是统统都要关门了吗？”
林氏问：“他们持有什么理由要取缔超龄生？”
朱氏答说：“建议书说学校容收纳超龄生，就是把政府的金钱用在不该用的地方。”
林氏：“这建议非常不合理，万万实行不得，如果强制实行一定酿成大乱，教总一定要领导反对。”
朱氏建议：“最好教总派出几位代表更教育部来开个会议，可以对这项计划书提供意见。”
林氏： “好的! 事不宜迟，就定明天上午十时罢！”
第二天，林连玉邀了教总总务丁品松以及董总代表梁长龄，温典光，四人一齐到教育部去。
朱运兴认为这是一项正式的会谈，应该要存有记录，林连玉建议女视学官钟敏璋负责记录。
朱运兴表示同意，不料副提学司路易士竟公然反对说：“部长是民选政府的，提学司是殖民地政府的！钟敏璋是殖民地政府的官员，为什么要给民选政府使唤？”于是钟敏璋不敢到来做记录。
因为没有记录员的关系，教总二位代表等了半天后，还不能正式进行会议。
朱运兴难堪极了，亲自会见副提学司（同在吉隆坡联邦大厦）发了一轮脾气后，总算使殖民部副提学司退让了，给钟女士过来担任记录，会议才得开始。
合格学生也被驱逐
（第二次的咨询是在5月6日，在教育部第二次会议室举行，除掉分给每人一本印便的拉萨报告书外，教育部长没说话）。
副教育部长朱运兴告诉林连玉氏，在委员通过学龄限制优待表以后，提学司培恩氏提出退学有待限制表，也被接纳。
这么一来，矛盾重重。因为依照优待五年原则，1957年11岁可以入学，18岁的在籍学生就须退学，1958年17岁的就要退学，这样两头收缩的结果，到1962年14岁也须退学，而在1962年满14岁学生都是1957年准许入学的学生。
他们在当初因合法资格而入学，未曾小学毕业，又因犯法而被驱逐出校，世界上有这么蛮不讲法律的政府吗？
不但如此，那眼前的在籍学生，因退学表的规定，将逐年迅速增加，到1959年，据调查所得，要受驱逐的占全部学生人数的三分二以上。
这怎不造成青少年的恐慌，因而酿成1957年全国性的华文中学的学潮。